被污染的湖泊需要多少年治理才能重現碧波蕩漾？曾經已經出現富營養化初期污染的云南大理洱海給出的答案是5年。而根據國際的治理經驗，大型湖泊一旦進入富營養階段，水質恢復需要30年以上的時間。
自從“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十一五”洱海項目落地后，過去幾年間，洱海的水質從局部惡化的五類水好轉為三類水，最近兩年還經常能夠保持半年左右的二類水，重污染湖區的湖水透明度也從最壞時的五十多厘米變為現在的四到五米。
在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第一行政責任人、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看來，洱海是全國近千個富營養化初期湖泊治理的典型代表。洱海的治理形成了“科技創新、全民參與”，“湖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模式。
靠科技治水“蒼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蒼山雪。”洱海風光毓秀，名聲在外。
趙漢超在洱海邊的才村生活了40多年，他見證了洱海由清變濁，又從濁變清的過程。在上世紀80年代，趙漢超和村里的同伴常去洱海游泳，湖里的水清，捧起就能喝。到了90年代末，湖水開始出現藍藻“水華”。一到夏天，村民坐在家里都能聞到湖水發出的腥臭味，伸手摸摸湖水，滿手都是水藻。
如今洱海的濱湖地區再次恢復了良好的生態環境，遠道而來的游客在這里頻頻按下相機快門，流連忘返。
水質的好轉和周邊環境的改善也為村里發展生態旅游業帶來了更多商機。趙漢超在濕地邊上蓋起了兩棟小樓，一棟出租，當起了房東。他一邊喝著普洱一邊說，“洱海又干凈了，我們洱海的水泡茶喝，味道比自來水更好。”
洱海風光來之不易，孔海南教授甚至比趙漢超還明白。
作為國家“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十一五”洱海項目負責人，上海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孔海南教授帶領六個課題組，20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員堅守在洱海畔，經過5年實踐和3年攻堅，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洱海的水質從局部惡化的五類水好轉為三類水。
洱海是大理的“母親湖”。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由于長期污染導致湖水富營養化，洱海兩次大規模出現藍藻“水華”，湖水的透明度驟降，還有局部發臭的現象。
洱海水環境惡化引起了高度關注，加之洱海是全國富營養化初期湖泊的典型代表，其水環境治理被納入了國家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的研究范疇。
“大型湖泊一旦進入富營養階段，恢復需要30年以上。”處于湖泊富營養化初期階段的洱海，當務之急是控制污染源。經過調查，以孔海南教授為首的洱海項目團隊發現，洱海治理的關鍵在于農業面源污染，而污染源之一就是當地種植的紫皮獨蒜。
大理的紫皮獨蒜，其大蒜油含量是普通大蒜的四倍，每畝的產值比油菜也要高出十倍左右。近年來，位于洱海源頭上關鎮附近的農民紛紛種起了紫皮獨蒜，種植過程中使用的過量化肥經雨水的沖刷流到湖中，直接導致洱海中氮和磷的含量急劇升高。
農民生計不能斷，面源污染也要控制。怎么辦？
水專項“十一五”洱海項目設置的第二課題“大規模農村與農田面源污染的區域性綜合防治技術與規模化示范”，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具體實施起來，主要的做法就是要減少大蒜化肥使用量，提高肥效。
孔海南教授帶領項目團隊對種植大蒜的田地逐塊進行土壤分析，向農戶提供了最優配方的化肥，可以向大蒜按面積“按需供應”肥料。節省肥料的同時，還能提高大蒜的產量和品質。據統計，大蒜種植在采用了緩施肥、以碳控氮和“碳壩效應”技術后，能削減20%的有機氮、磷。
洱海周邊地區的面源污染，由一個個分散的小問題積累而成。除了農業面源污染，旅游業發展帶來的餐飲和生活污水也不能忽視。喜洲鎮周城村以扎染聞名，鎮上的商貿街常常會停下一輛輛旅游大巴，絡繹不絕的游客們帶來了經濟效益，也增加了污染的隱患。不過，自從有了土壤凈化槽技術這項“新武器”，周城村商貿街排入洱海的水都能達到一級B類標準。
土壤凈化槽利用了土壤-微生物-植物系統的復雜生態凈化功能，相當于一個“過濾器”，通過土壤吸附、微生物生化作用以及生態效應，對污水中污染物進行凈化，每天處理規模為80立方水，能夠滿足商貿街的需要。
靠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治水“環保一定要與農民切身利益結合，要讓老百姓實實在在得到好處。”在前任大理州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尚榆民眼中，這才是真正的環境治理。
鄧川鎮新州村的趙輝老伯，養了40多年的奶牛，還頭一次見到牛糞能賣這么多錢。以前村里的農民們都習慣將奶牛散放到田邊和馬路上，牛糞最終隨著雨水徑流排入洱海。而現在奶牛都養在自家牛圈里，牛糞有人要，政府還給補貼。
趙老伯家里一大一小兩頭牛奶，每月拉給沼氣站的牛糞就能賣上800元錢。趙輝還兼任村里沼氣站的管理員，每月能領到800元工資。他的工作除了維護設備，還包括替村里的老鄉拉牛糞。“自從牛糞能賣錢了，5公里外的鄰村老鄉都讓我去拉糞呢。”
臭烘烘的牛糞除了變廢為沼氣，還是烤煙的好肥料。不少村里設置了牛糞收集池，農民每天把牛糞拉到這里，領一噸80塊錢的政府補貼。收集池里的牛糞最后都運到了順風化肥廠在各個村設置的收集站，經過晾曬、發酵等環節加工為肥料。
在水專項洱海項目團隊的技術指導下，大理順風肥業有限公司還成立了科研部，分別就蔬菜、葡萄、茶葉、橡膠等作物生長所需肥料的特點，采用不同的配方生產有機肥，由于用有機肥種植經濟作物比種植傳統農產品效益好，不僅帶動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而且大大減少了施用化肥帶來的污染。
一頭奶牛排放出的污染量，相當于24個人的污染量。而現在，這個污染源“搖身一變”成了“香餑餑”，甚至發生過鄉里鄉親為了爭撿一塊牛糞而吵起來的事情。根據統計，以往有約80%左右的散養奶牛的牛糞最終隨著雨水徑流流入了洱海，而現在80%的牛糞都被收集利用了起來。
為了轉變農戶的習慣，鼓勵他們把牛糞拉到收集點，政府下決心在各個環節進行補貼，包括在村里建牛糞收集池和肥料收集站，農民拉牛糞，肥料廠的生產環節，還有使用肥料的烤煙廠、茶園和果園的銷售環節。
尚榆民坦言，一開始關于財政要不要補貼那么多，確實存在爭議。后來想通了，補給保護環境的百姓，也就是在做環保工作。污染解決了，百姓也實惠。
大理在提出環保理念時有一句口號：“水清、岸潔、柳綠”，后來又加上了一個“民富”。
民富，不光要給補貼，還要調整產業結構，讓農民掙上更多的錢。
上波朋村的意大利生菜剛收過一茬，蔬菜專業合作社的負責人正帶著村民播下一茬的種子。更重要的是，新型的漂浮育苗方式，讓生菜在種子階段就浸透了營養液，移入土壤之后，就不再需要施肥，只需澆水，極大減少了化肥對洱海的污染。
這就是水專項“十一五”洱海項目的第一課題“洱海全流域清水方案與社會經濟發展友好模式研究”所做的貢獻：調整經濟結構控制面源污染。
課題組用土地流轉的方式，把農民分散的耕地集中起來，每戶農民除了掙到每月1000多元的地租之外，在田里干活還可以得到80-150元一天的工錢。
而在以前，村民們種的是水稻，種植所得還不夠買化肥的錢。在統一種植意大利生菜和香蔥兩種經濟作物之后，由于適銷對路，農民的荷包鼓了起來。現在上波朋的生菜有90%進入廣州和香港市場，香蔥更是遠銷歐洲、日本和臺灣地區。
第一課題組還配合當地政府策劃和指導了大理市高效農業示范基地 “大理市銀順蔬菜專業合作社”的生產經營與管理，基地在銀橋鎮新邑村建立了500畝蔬菜基地，主要從事大理市無公害蔬菜生產、加工、銷售。
該合作社的經濟效益顯著：每畝每年可實現純收入近2.5萬元，比傳統的糧食生產效益高出近8倍。2010年基地實現銷售收入6000多萬元。此外，每年還能削減氮、磷肥約40%的施用量，削減肥料使用量(以折純量計)氮5.83噸/年，磷0.49噸/年。輻射帶動周邊菜農近1000畝，年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5萬人次以上。
靠轉變執政理念治水洱海北部的羅時江河口濕地，今年第一次出現了灰鶴。這里還棲息著紫水雞、鵪鶉、白鷺和黃鴨，水生植物更是數不勝數，鳶尾、茭草、風車草、睡蓮……洱海的治理，已然初見成效，但是如何讓“洱海清”保持常態，需要總結經驗。
孔海南教授曾經總結過幾條經驗：一是科學地保護生態良好的湖泊。所謂科學保護，是指全面認識造成洱海水污染富營養化的原因。第二條經驗是全民動員。白族百姓有愛干凈的生活習慣，此外也遵守村規民約，容易形成環保共識。當地提出了“2-3-3-3”工程，“2”就是保持洱海Ⅱ類水質，要用3年的時間投入30億，在洱海流域建成3萬畝濕地，進一步凈化入洱海的水，這是政府和老百姓共同認可的目標。包括改變以往截留蒼山水用于工業的辦法，讓蒼山十八溪清水入洱海，每年1億方以上，以較小的代價實現良好的效果。
“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洱海”，大理當地百姓把這句口號變成了行動和生活生產方式。
現在的才村，如果村民還像以前一樣在家門口傾倒垃圾，就會被左鄰右舍罵。慢慢地，才村那條通往洱海的溝渠就不再漂浮著垃圾了，才村家家戶戶也開始掛起了洱海美景的年歷，“保護洱海 人人有責”的標語處處可見。而如今，村民們已經不需要提醒了，因為他們明白家門口的洱海，關系著自己的生計，也關系著子孫后代。
“洱海清，大理興”，也已經成為當地政府堅持不動搖的執政理念。
近年來，為了統籌整個洱海流域保護治理項目建設及建成環保設施的運行保障，鞏固生態環境建設成果，大理州采取了地區補償、項目補償、科技補償、企業補償、農戶補償等生態補償措施。這也是水專項“十一五”洱海項目所做的貢獻：支撐州政府進行生態補償的機制體制與示范。
2011年發布的《云南省漁業條例》規定，凡向天然水域如湖泊、河流等投放雜交種、轉基因種以及其它不符合生態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種，情節嚴重的，將處以1000元至1萬元的罰款。而將國家禁用或者不符合質量標準的保鮮劑、防腐劑、添加劑等材料用于水產品加工、儲存和運輸的，除責令改正、銷毀產品外，還將處以2000元到兩萬元的罰款。
大理還對洱海沿岸建設項目進行了分類清理，對其中不符合洱海生態保護法律法規和群眾意愿的項目予以叫停。規定洱海保護界樁外15米、界樁內5米范圍內的環湖林帶是洱海生態的重要屏障，嚴禁占用。并劃定了永久性的城市生態景觀帶，禁止商業性開發。
大理在制定發展目標時，把洱海的水質作為一條紅線，任何加重洱海環境負擔的項目都會被禁止。尤其在洱海的源頭洱源縣，GDP的增速已不是第一要務，水質的保護與官員烏紗帽直接掛鉤。自從“十一五”規劃將節能減排列為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后，環境保護已成為考量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砝碼，由此也帶來了一場地方官員執政理念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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