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資源困境已經在倒逼中國發展戰略轉型，每一條新的發展路徑都需要放在水資源的天平上稱一稱
連續兩年，一開春，宣示“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中央文件就迎面而來，讓人們對水資源危機有了更強烈的感受。
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會議指出，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劃定了三條紅線。今年1月份，國務院頒布《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進一步提出用水總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區限制納污、責任和考核四項具體制度。這意味著，水資源已經和糧食安全一樣，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水資源困境如同一塊棱鏡，折射著中國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領跑全球的經濟增長，配套設施滯后的城市化，保水、節水的制度缺失。實際上，水資源困境已經在倒逼中國發展戰略轉型，每一條新的發展路徑都需要放在水資源的天平上稱一稱。《中國新聞周刊》征詢多位專家，獲得三個重要啟示。
啟示一：摒棄粗獷式發展
中國所面臨的水資源危機，由兩個相反的力量造成。一方面是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市化所帶來的巨大水資源需求;另一方面，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對水資源造成的巨大破壞。
據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今年2月透露，目前全國年平均缺水量500多億立方米，而在2006年，這個數字是400億立方米。不難發現，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水資源短缺問題愈加明顯。
水資源危機的背后，是嚴重的水污染問題。最缺水的地區，往往是高耗水、高污染產業集中的地方。在環保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看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環境惡化的最明顯表現，就是水污染。
改革開放后，“先污染，后治理”一度成為很多地方官員的口頭禪。以發展經濟為首要目標，忽視環境治理，在很長時期內成為不容辯駁的施政方針。
東莞的發展最為典型，這個河汊縱橫的嶺南水鄉，在成為“世界工廠”10年之后，已經找不到一條清潔的河流，東莞運河成為橫穿城市的臭水溝，市政府斥巨資為運河修了漂亮的漢白玉圍欄，但河水散發的臭味，讓游客不敢靠近。
小化工、小印染、小電鍍、小造紙等高污染企業在中國工業化初期幾乎不受限制。工業的粗放發展，造成嚴重的水污染。據胡四一透露，到2010年，38.6%的河流水質劣于Ⅲ類，2/3湖泊富營養化，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不足一半。飲用水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從湖南省環保廳了解到，湘江水質全年90%只達到Ⅲ類水標準。據馬軍介紹，在國際上通常以II類水為飲用水標準，Ⅲ類水需要進行化學品處理才能符合飲用水標準。污染越厲害，加的化學品越多，自來水的口感越差。
湘江供應包括省會長沙在內的4000萬湖南人飲水，有長沙人表示，“（自來水）不放茶葉沒法喝。”馬軍表示，中國五分之一的水源地被污染，而這些水源地供應著三分之二的城市飲用水。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利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指出，中國現行的污水排放指標，還是上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的標準，中國環境容量本來就比西方國家小得多，“即使每家工廠達標排放，河流水質還是會比正常狀態差很多”。
中國城市化過程中，一度置環境治理于不顧，城市生活污水肆意排入江河，加劇了水污染程度。
長沙市2005年只有兩座污水處理廠，每天處理30萬噸生活污水，而整個長沙每天排放的生活污水有100萬噸。每天有70萬噸未經處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湘江。直到最近3年，長沙才突擊修起5座污水處理廠。即便如此，由于污染源眾多且難以控制，湘江每年仍有10%的檢測顯示氨氮超標，低于Ⅲ類水標準。
在工業化、城市化迅速推進過程中，不僅沒有實現集約化利用水資源，反而加劇了水污染，導致大范圍的水質型缺水。如果這一矛盾得不到解決，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將不可持續。
胡四一對此抱有深深的憂慮，他表示，“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水資源供需矛盾將更加尖銳，我國水資源形勢將更為嚴峻。”
啟示二：“調水”不如“治水”
今年一開春，連續發生了廣西龍江、江蘇鎮江兩起重大水污染事故，引起社會強烈關注。最近幾年，水資源環境事件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媒體顯要版面。據監察部統計，目前每年發生1700多起水污染事件，最近6年共發生15起特大水污染事故。
2005年的松花江化學品泄漏事故，給當地造成嚴重的飲用水危機。最終哈爾濱放棄了松花江，另外開辟磨盤山水庫作為飲用水源。
重金屬污染、化學品泄漏，此起彼伏的水污染事故，對集約化用水的城市飲水安全造成的威脅，促使地方政府不斷尋找新的飲用水源。
因黃浦江污染嚴重，上海市放棄了黃浦江，去長江取水。而環太湖地區的無錫等地，也在尋找新的飲用水源地，找不到就超量開采地下水。馬軍指出，每年500億立方米的用水缺口，多半是由地下水來彌補，結果造成地表沉降。華北地區的地下空洞越來越大，而環太湖地區本來就低洼，地表沉降后，造成嚴重內澇。
事實上，很多地方已經很難就近找到第二水源，一旦發生重大水污染事故，上百萬人口的城市將無水可飲。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大規模的調水工程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甚至在水資源豐富的南方，如廣州、深圳等地，也在進行從河源萬綠湖引水的工程。
由于湘江重金屬污染嚴重，湖南長株潭地區盯上了遠在郴州的東江湖，計劃鑿一條長達數百公里的引水渠，將東江湖水引到長沙。當地人描述，工程之巨，相當于“再造一條湘江”。
清華大學環境系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水質出了問題，就通過調水來解決，不僅加大了水資源的成本，還會改變水資源布局，可能帶來無法預知的生態問題。”
事實上，梯級開發水電站的水資源開發方式，已經引起一系列生態問題。一些野生珍稀魚類因洄游產卵通道被切斷，瀕臨滅絕或已經滅絕。湖南農業大學生物工程系講師周曉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前江豚可以從長江游到洞庭湖，再從洞庭湖溯游到湘江上游的永州，而現在，江豚在永州已經絕跡，只能以標本的形式陳列在永州市博物館。
胡四一表示，目前黃河流域水資源開發程度達到76%，淮河達到53%，海河已超過100%，已接近或超過其承載能力，引發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這是水資源危機帶來的另外一個嚴重后果。
傅濤認為，解決水資源短缺的最好辦法，不是調水工程，而是就地控制污染，并回收污水重復利用。以色列是全世界水資源最短缺的國家，但他們的污水回收利用率達75%，也是世界最高的。
啟示三：行政調控應結合市場手段
剛出臺的“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是通過行政手段來管理水資源。傅濤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是有必要的，但管得嚴格，未必有效，實際上，通過市場手段來調控效果更好。”
目前的水價是政府定價。由于定價過低，居民節水意識不強，導致浪費嚴重。
比如北京市，假如只有500萬人，水價定為3元/立方米就夠了。現在北京有2000萬常住人口，合理的水價應該更高。現在只有不到4元/立方米，每個北京市民月均用水4立方米，每月僅需16元左右。很多人對這個價格根本不太乎。
一些耗水嚴重的服務業沒有受到水價的合理調控，它們的大量存在，與日趨嚴重的水資源危機顯得極不協調。
北京有175個高爾夫球場或練習場，同時還有數百家桑拿洗浴中心。對一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100立方米水、比以色列還少的缺水型城市來說，水資源的價值沒有得到體現。
據傅濤介紹，以色列制定了完善的水價體系，促使用水者不斷提升用水效率。該國水價實行“累進制”，在不同部門和不同地區，水價呈現差異。為鼓勵回收水的使用，政府確定了低廉的回收水價格。家庭用水根據用水量的不同有三種價格。工業用水在使用者允許的配額內價格不變。為進一步使得水價與成本相符，以色列2000年開征水資源開采費，該費率于2007年進行了調整。水資源開采費根據開采行業、水源質量、開采數量和開采地點的不同而定價不一。水資源開采費將增加生產者的成本，并最終影響水價，使得不同的水資源價格有所差異，成為政府調節水資源利用的政策工具。
在另一個缺水的國家澳大利亞，則通過水權有償交易和許可證制度，對水資源進行管理和調控。
澳大利亞通過立法，將國有水資源以許可的形式分配給地方水利批發商(含水務部門)和農戶，由批發商以買賣的形式將水供應給用戶，從而使水的管理既有宏觀調控，又有市場調節。同時，政府允許不同用戶之間相互有償轉讓用水額度，實行水資源商品化，即通過市場調節配置水資源。
另外，澳大利亞還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取水許可審批制度。遞交申請報告(包括取水量、取水地點、用途以及對環境的影響等)，并繳納申請費；由政府部門在地方報紙上進行公示，征求民眾意見，如有異議，可在規定期限內提出。這個類似環評的作法，可以避免用水者過度開發，破壞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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