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重點污染區砷超標最高715倍，鎘超標最高206倍
專家：有效緩解重金屬對農產品的污染比消滅重金屬污染更重要
歷時500多天，深入湘江流域10地市，重點調查郴州三十六灣、衡陽水口山等重金屬污染工礦區，采集包括土壤樣、稻谷樣等164個樣本……
11月15日，環保公益組織長沙曙光環保公益中心（下稱“曙光環保”）對外披露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調查結果。
每一項數據都值得警惕：郴州三十六灣礦區甘溪河底泥中，砷含量超標715.73倍；郴州三十六灣礦區甘溪村稻田中，鎘含量超標206.67倍；岳陽桃林鉛鋅礦區汀畈村稻田鉛含量最高值達1527.8mg/kg（即每千克含有1.5克），超標5.093倍。
據了解，這是湖南第一份湘江流域重點工礦區重金屬污染調查結果公布，官方對此暫無表態。
90后領銜調查報告
11月15日，在“重金屬污染防治論壇暨農田水田重金屬污染防控研討會”上，曙光環保的調查員高亮有些緊張，這個90后小伙子第一次站在講臺上發布其一年多來的調查成果。
與他同臺的嘉賓包括：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中國環保產業協會重金屬污染防治與土壤修復產業委員會秘書長劉陽生，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姚俊等重金屬治理領域大師級人物；臺下聽眾中，不少是湖南部分縣市的環保局局長、環保企業人士，更多的人則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環保專家與志愿者。
曙光環保2013年8月正式成立，是一家非政府非營利性公益組織，成員絕大部分來自于長沙環境保護職業技術學院，其顧問陣容堪稱豪華，既有自然大學發起人馮永鋒這樣的知名環保人士，也有湖南省長株潭兩型辦副主任劉懷德、湖南省人大環資委監督處處長劉帥等湖南省內環保“大咖”。
“沒想到曙光環保這一群90后小伙子、小姑娘能拿出這么有分量的一份報告。”世界自然基金會成都辦公室高級專家梁海棠說，這次調查做得很扎實，采樣范圍寬，采集樣本數量大，數據很難得。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采集第一手數據，建立一個第三方的數據庫，向公眾公開重金屬污染的信息，這是第一步。”高亮說，但是目前公開的數據還是比較簡略，出于科學原則和謹慎考慮，大部分數據暫不公開。
劉帥認為，重金屬污染治理，關鍵是信息公開，老百姓隨時可以看到，志愿者隨時可以調查。“大氣污染PM2.5數據公開是個很好的開頭，水和土壤也可以按照這個方向去走。”
今年4月17日，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發布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調查結果顯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取樣點）超標率為16.1%，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其中，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主要污染物為鎘、汞、砷、鉛等。
據環保部官網資料，早在2009年7月，《湖南省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報告》就已完成初稿，但遲遲未見公布。據劉帥透露，目前，湖南省環保廳已經將新的調查報告遞交給省政府，正在討論選擇合適的時機發布。
高亮期待政府能盡快發布更加準確、更加詳實的數據，讓公眾都能掌握土壤重金屬污染情況，“我們的力量畢竟很有限，憑著自己的一腔熱情去調查取得這些數據，只能是拋磚引玉。”
重點污染區：重金屬含量普遍超標
湖南是“有色金屬之鄉”，世界已發現的160多種礦藏中，湖南就有140多種，其中鎢、銻、鉍、鋅、鉛、錫等儲量均在全國前列，開采歷史長達2700多年。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姚俊多年研究有色金屬工礦污染問題。她指出，我國重金屬污染主要集中在嶺南礦帶，湘江流域又是重災區，其特點是多種有色金屬共生，且屬于貧雜系，“這就是說，富礦很少，選冶復雜，需要大量的選冶藥劑，這就造成了有色金屬和選冶藥劑的復合污染，污染也就更嚴重。”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湖南有色金屬開采與冶煉提速，成為不少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數十年瘋狂開采后，“現在到了對生態環境還債的時候。”姚俊感慨。
從湘江上游的郴州到下游的株洲，各地尤其是有色金屬工礦區的污染情況和居民的受害病狀，常常讓高亮與同伴們陷入痛苦。
高亮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明朝萬歷年間，郴州三十六灣礦區就開始開采，有些鉛鋅尾礦庫廢渣可能幾百年前就堆積在那里了，也有些是最近幾十年開發的，廢渣隨意堆放，廢渣中的重金屬就隨著流水、空氣蒸發，慢慢遷移，周邊生態環境全部被破壞了，患癌癥的人多，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病。”
在湘江上游，高亮和他的同事發現，郴州三十六灣礦區的甘溪河的部分河道已經被洗礦廢渣完全淤積了，雨季漲洪水的時候，廢渣中的重金屬就會流入湘江支流，最終進入湘江。
今年6月，湘江中游的衡陽市衡東縣大浦工業園發現“血鉛兒童”事件。據環保部通報的《2014年9月份重點環境案件處理情況》顯示，共檢測大浦工業園周邊600米范圍內兒童315人，疑似高血鉛癥的兒童多達82人，疑似輕度及中度中毒的有10人。
衡東縣大浦鎮居民湯東華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衡東縣大浦工業園的工廠都已被關閉，部分兒童得到了治療，但是，現在園區附近仍種植水稻，鎘污染尚未治理，但我們也沒辦法，總得吃飯，“（農作物）超標一點也要吃”。
高亮在大浦鎮蘆浦村采集的稻米樣本數據顯示，“不光是鉛中毒，鎘污染也較嚴重，鎘含量最高2.08mg/kg（即每千克含有0.002克），超標10.4倍。”
在湘江下游的株洲醴陵市、攸縣、株洲縣等地的基本農田，曙光環保采集的19個稻米樣本中，鎘含量均值為0.55mg/kg，樣本超標率超過80%。
不論是郴州三十六灣，還是岳陽桃林鉛鋅礦區，曙光環保采集土壤樣本的區域與湖南省政府《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確定的七大“主戰區”基本重合。
曙光環保理事長劉曙表示，正因為土壤樣本來自于重點污染區，導致樣本檢測數據普遍超標，“但是，這些點位的數據超標，并不意味著整個湘江流域的重金屬含量都超標這么嚴重，調查方法不同，取樣點不一樣，都會導致調查結果不同，畢竟，一個點位的數據不能代表其所在的整個區域。”
專家：重金屬污染存在了幾百年，緩解它比消滅它更可行
盡管曙光環保公布的數據仍不夠詳盡，但世界自然基金會成都辦公室高級專家梁海棠還是頗為贊賞，并提出，能否在整個嶺南礦脈區域包括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四省份開展聯合調查，“弄清楚哪些區域是重污染土地，哪些地方不能生產生活，哪些地方不能種糧食，哪些地方重金屬含量雖然超標但在土壤中化學性質比較穩定，然后根據不同情況采取治理措施。”
據湖南省人大環資委監督處處長劉帥介紹，湖南省目前的治理路線，正是先將土壤分類，再按照不同的用途，確定不同的治理標準。“比如湘潭錳礦區，就不宜種水稻了；株洲清水塘，全部退出用于工業用地，經過治理后要達到工業用地的土壤標準；湘潭竹埠港的治理目標，是經過整治達到商業用地標準后全部轉為商用。”
除了污染嚴重的工礦區，基本農田土壤的污染狀況與民眾密切相關，也是曙光環保此次調查的重點。
國土資源部2013年公布的調查結果表明，全國中重度污染耕地大體在5000萬畝左右。而據劉陽生介紹，修復一畝重金屬污染耕地使之達到國家土壤質量標準的平均成本是20萬～40萬元，以此計算，全國共需治理資金10萬億～20萬億元。
對此，國內一些專家提出，湖南的重金屬污染從明代就有了，存在了幾百年，治理重金屬污染，不一定非要把重金屬從土壤中抽離出來。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劉陽生認為，如果農田中重金屬含量超過國家土壤質量標準，但是仍處于穩定狀態、不會進入農作物的食用部分的，“是否一定要把重金屬從土壤中抽離出來，使土壤達到國標，這個目標值得商榷。”因為，一成本太高，二沒有必要。
著名水稻栽培專家、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長張玉燭研究員同意劉陽生的觀點，他說，重金屬污染治理只能是“與狼共舞”，目標是使重金屬留在土壤中而不進入作物內，完全把重金屬從土壤中提取出去不可能，“我們試驗了2000多個水稻品種，測驗各品種的重金屬吸收量，選擇其中吸收少的品種來推廣，比如說Y兩優系列，就處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它的光合作用很強，也就是說主要靠葉片提供營養，鎘主要留在莖中，稻米的鎘含量就很低。”
從2014年7月開始，湖南省政府在湘江流域長沙、株洲、湘潭3市的試點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與種植結構調整，要求集中治理170萬畝污染耕地，其主要目標是有效緩解重金屬對湖南省農產品的污染，而不是將重金屬從土壤中抽離出去。
湖南湘潭環保協會理事長劉海威介紹，長株潭的耕地集中治理目前還沒有按土地分類，治理方法是統一的，主要是撒石灰、施有機肥和調整作物結構。
但令人遺憾的是，農田污染的基本數據還相當匱乏。“至少還沒有公開數據”梁海棠說，“重金屬污染土地分類和治理，關鍵還是需要有大量數據來做支撐。”
11月18日，高亮與同事踏上新的采樣點的征途，他們希望采集更多的樣本，試圖以更加完善的第三方數據庫為基礎構建一個公信平臺。“現在，相互掐架的部門、企業、專家都不少，理性溝通不夠。”曙光環保理事長劉曙說，“這需要更扎實的調查數據，需要更多的人參與，進一步鞏固‘兩型社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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