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簡要案情】
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期間，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文標、生產廠長兼車間主任丁月生，在明知標新化工有限公司為環保部門規定的廢水不外排企業，明知在生產氯代醚酮過程中所產生的鉀鹽廢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質的情況下，仍然將大量鉀鹽廢水排入到公司北側的五支河內，任其流進鹽城市區水源蟒蛇河，污染市區城西、越河兩個自來水廠取水口。2009年2月20日，因水源污染導致市區20多萬居民飲用水停止供應達66小時40分，造成了巨大損失。事實上，鹽城市標新化工廠的環保記錄劣跡斑斑，2007年3月就被政府列入限期搬遷黑名單，而在事故發生的鹽城市鹽都區，2008年5月就出臺了飲用水源整治方案，其中要求關閉搬遷的化工企業就包括標新化工廠。
事發后，2009年3月4日，江蘇省鹽城市對水污染事件責任人作出處分決定，鹽都區環保局長被免職，其余6名官員分別受到行政降級或開除公職的處分。
二、【主要分歧】
在本案中，公安機關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對當事人刑事拘留，而檢察機關以“投放危險物質罪”批準逮捕，罪名為什么會變化？為什么都是往公共水源里排放污染物，都是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案件，但有的是以重大環境事故污染罪定罪，而有的則是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這種思考其實就是對公眾法律意識的一種引導，讓公眾能夠更理性地去認識看似相同的案件背后所隱藏的不一樣的東西。
一種意見認為：此案涉嫌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主要理由是:本案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主觀方面表現為對最終結果的心理狀態是過失，而不是故意；在實施行為時的目的上，實施排污行為是為了減少生產成本，賺取更多的利潤；在客觀方面，采取的“排放”行為方式，排出的是含有毒物質的廢物，而不是有毒物質本身；在犯罪主體上，主要犯罪者是法人。雖然犯罪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但是自然人在該罪中僅是作為法人的責任人而承擔刑事責任的。因此，本案的事實符合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構成要件。
另一種意見認為：此案涉嫌投放危險物質罪。主要理由是：此案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是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胡文標對廢水中含有有毒物質的情況是“明知”的，對將會引起的污染水源的后果也是知道的。他明知有后果，卻在行政執法部門對其作出處罰，要求其“限期整改”的情況下，沒有采取任何防止污染事件發生的措施，也沒有采取任何環保措施加以補救，這和環境污染事故罪中的犯罪構成的相關“要件”存在完全不同，是對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持希望或者放任的心態，主觀方面具有間接故意。且有充分確實的證據證明，行為人的行為符合投放危險物質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三、【評析意見】
此案涉嫌投放危險物質罪。主要理由是：
1、故意抑或過失是本案定性關鍵。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以及相關的刑法理論，區分犯罪的故意與過失，關鍵是要看行為人對其危害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抱的主觀心理態度。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是犯罪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到，或者已經預見到而輕信能夠避免的，是犯罪過失，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兩名被告人明知排放的廢水當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質，也明知有毒有害物質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特別是因為排放廢水被環保部門行政處罰以及限期整改以后，他們仍然沒有采取環保措施，繼續大量偷排。因此，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顯放任的故意，也就是間接故意，即行為人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持有放任的故意，因此判定其危害了公共安全。
2、環境污染方面具體個罪不能絕對排除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的可能。
環境污染方面的案件能否定性為《刑法》分則“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章所規定的犯罪，關鍵還是要看這方面的案件是否符合危害公共安全具體個罪的犯罪構成。如果符合，當然可以認定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體個罪。兩名被告人明知企業排出的廢水有毒有害，卻不采取任何處理措施，任其流入鹽城城西、越河自來水廠蟒蛇河取水口，并因此和當地群眾多次發生爭吵，也多次被環保部門查處。如果其采取了環保措施，卻由于突發性的管理、設備、技術上的問題，造成環境污染事件，才是環境污染“事故”。而本案中，胡文標的偷排行為，根本不是一個“事故”。因此，對胡文標以“投放危險物質罪”論處，不僅僅是法律適用上的嚴格界定，還體現了司法機關對環境污染事件的相關問題的重視。
3、本案侵犯的客體為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胡文標明知生產氯代醚酮過程中所產生的鉀鹽廢水有毒有害的情況下，仍然將大量鉀鹽廢水排入到公司北側的五支河內，雖然也侵犯了國家對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但是實質上是侵犯了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權利。兩名被告人被屢次警告后，仍故意放任自己的行為，排放廢水污染，間接導致了不特定人群被危害，并最終導致了嚴重的危害后果。市區20多萬居民飲用水停止供應達66小時40分，造成的損失也是巨大的。
4、投放危險物質罪主體為自然人，單位不能構成此罪。
根據《刑法》的規定，投放危險物質罪僅為自然人可以構成，單位不能構成此罪。本案中，標新化工有限公司將大量鉀鹽廢水排入到公司北側的五支河內，任其流進自來水廠取水口的行為，實際上就是本案兩被告人的個人行為，而不是單位行為。雖然被告人排放有毒廢水的動機是為單位利益，但犯罪動機并不影響侵權行為的成立，也不影響個人犯罪的成立。被告人的行為雖然與單位的生產、經營和業務活動緊密相關，但是其生產、經營的成果主要是投資公司的被告人的實際收益，且其不采取環保措施對廢水進行處理，節省的也是個人資金，而不是由國家或者集體來投資的。很顯然，這種貌似單位的行為，其實是事實上的個人行為，若將其按照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論處，有放縱犯罪之嫌。因此，《刑法》未將投放危險物質罪規定為單位犯罪，而對其以自然人犯罪處理，這是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原則的體現。
5、產生犯罪結果的作用因素是有毒物質本身。
本案中行為人所排放的是含有鉀鹽的廢水，這種廢棄物是有毒害性的，通過水媒介的傳導，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害物質的日積月累，其危害后果才得以體現。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和投放危險物質罪中的作用因素都是有毒物質，但是從綜合危險性、作用機理、危害程度分析，本案的有毒物質是投放的有毒物質本身。雖然與屬于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中“廢物”里含有的有毒物質類似，但是行為人故意違規排放有毒有害廢水，在被處罰后再次排放廢水，造成危害后果的是廢水本身。由于案件的細節不同，這些細節決定了案件的定性，這些也是司法實踐中產生“同案不同判”的原因之一。同時，以排放“廢物”里含有的有毒物質為名，認定被告人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有違民意。公眾輿論不是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充分辯論，成為透明公開的司法審判活動與民意的最好溝通，也是司法公正、保障民權的具體反映。
四、【判決結果】
2009年8月14日，江蘇省鹽城市鹽都區人民法院對鹽城“2.20”特大水污染事件主犯、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文標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胡文標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同時撤銷2005年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判刑2年、緩刑3年的決定，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1年。被告人丁月生犯投放危險物質罪，因其為從犯，決定執行有期徒刑6年。這是國內首個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對環境污染事件責任人進行刑事處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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